美兰机场获ASQ三项世界大奖，亮相第二十四届世航会

英國外交部表示，柯維立將會晤愛沙尼亞官員、視察駐防當地的英國武裝部隊，並造訪一所收容逃離戰亂烏克蘭孩童的學校。

三位專家都提醒，出血性休克是戰傷醫療主要死因，但急救地點如不在醫院，或醫院已經斷水斷電，或缺乏完整設備與團隊、醫藥品供應斷鏈時，戰傷急救順序就由平時的ABCDE鐵則，直接改由C（circulation）開始，跳過A（airway）B （breathing），也就是面對急救治療環境鉅變，整體的醫療觀念都要改變，不能只停留在五星級醫院看診。承平時代，只要出動軍警消，以及跨縣市衛生與醫院救援，就可妥善處理。

以汽機車事故為例，不只是事故前安全駕駛，也要事故中安全帶、安全氣囊保護，更要在事故後，經由救護車送到最近的外傷中心，給予適時適確治療。截至2023年，全台灣總計醫療院所共有480家，專責急救責任醫院計206家，約佔醫院總家數43％，分別為重度級46家、中度級77家及一般級83家，透過14個急診轉診網絡，來相互支援與區域聯防。由於疫情停辦兩年，今年參加者十分踴躍。如今，疫情已經降級，但部分國內的醫材與藥品，仍常聽聞不預警的供應斷鏈。傷害防治三部曲，包括事故前、中、後。

但這些緊急事故所需的救護量能，也都遠超過當地醫療體系負荷，需要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協助。2020年爆發的COVID-19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、新冠肺炎、武漢肺炎）全球大流行，台灣表現亮眼，但也感受到關鍵防疫物資、疫苗、快篩試劑的即時製造、驗證、供需，關係到國家韌性。英國導演Luka Hollan花費十餘年時間，走訪300多名前納粹軍人、守衛、參與者與見證者，調查納粹大屠殺事件，製成了一部紀錄片《決算》。

他與大屠殺的家族歷史，成了他的研究主題。十幾歲時得知他的母親是來自維也納的猶太難民，外祖父母死於大屠殺，他在巴拉圭認識的許多德國人，都是重新安置的納粹分子。Luka Hollan想要查明納粹大屠殺的成因。知名的納粹紀錄片本就不少

為何要拍《決算》？Luka Hollan生於英國，四歲隨家人搬到了巴拉圭， 他向巴拉圭的德國人學習德語。如1969年Marcel Ophul的紀錄片《The Sorrow and the Pity (Le Chagrin et la Pitié)》，以及1985年影史最知名的Claude Lanzmann《浩劫》。

從2008年開始，費時十多年，Luka Hollan與大約300名第三帝國的德國人和奧地利人進行交談，從前黨衛軍成員、集中營守衛、農民，到家庭主婦，都有。到了21世紀，可探索的部分可說不少，何以Luka Hollan還要拍出一部《決算》？也是有他個人原因。這些直接或間接參與納粹大屠殺，全都是歷史見證者。英國導演Luka Hollan花費十餘年時間，走訪300多名前納粹軍人、守衛、參與者與見證者，調查納粹大屠殺事件，製成了一部紀錄片《決算》。

Luka Hollan想要查明納粹大屠殺的成因。知名的納粹紀錄片本就不少。因為時間無情，大屠殺參與者都超過90歲，這是採訪那個世代德國人的最後機會。十幾歲時得知他的母親是來自維也納的猶太難民，外祖父母死於大屠殺，他在巴拉圭認識的許多德國人，都是重新安置的納粹分子。

Luka Hollan自是甚明，但他花費十餘年的追尋，卻替後人們留下了歷史的最後見證。長大後Luka Hollan從事媒體工作，後來成為一名紀錄片導演。

而因為猶太人電影工作者人數甚是龐大，大屠殺的各類電影創作作品，也自不少。他與大屠殺的家族歷史，成了他的研究主題

紐約州立大學又給了我獎學金，所以我就沒有用中國政府的獎學金。二是他強調任何科學的理論，是無法證明什麼是對的，但應該是可以證明什麼是錯的，也就是有可能被推翻的（即「證偽原則」）。他是學校裡僅有的幾名傑出教授（Distinguished Professor）之一，「社會交換理論」的創始人，在學校教我們理論的建立。僅僅用歸納法只能重複驗證我們已知的事實， 是不能建立理論的。同時覺得中國人口問題嚴重，有許多領域需要研究。當時在我們系裡講人口學的涂肇慶教授告訴我， 若想學人口學，應當去普林斯頓大學，於是我決定轉學。

但適應之後，就能感到聽這種課，真是如飲醇酒，回味無窮。他講話有口音，思想又深奧，故不好懂。

在紐約州立大學期間，較大的收穫是聽布勞（Peter Blau）教授的課。從毛主席的美術兵到習近平的漫畫家（一）：毛澤東去世改變了我的命運 1981年紐約州立大學林南教授來北大訪問，建議我申請紐約州立大學。

有些大理論，如人類一定會實現某種主義的社會，就很難推翻，因而也就不是現代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理論。1984年夏天， 我申請到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做人口研究。

他很捨不得我走，因為他覺得我是個不錯的學生（我當時在系裡考博士研究生資格，考了個「歷史上最好的成績之一」，卷子經常被其他考生調閱）， 所以懇切希望我不要離開。但我身體裡的繪畫基因並未休眠，有時上課聽不懂，或對某個老師印象特別深刻的時候，就會技癢難耐，順手在筆記本上給老師畫個速寫。例如，若有一理論宣稱「鳥全是會飛的」，若想證明其正確，則必須驗證世界上所有的鳥都是會飛的。後來我又對人口學產生興趣。

學了這些方法論，想起毛澤東說以「三條驢腿代表中國農民的方向」來推行農村合作化，真是嚴重的誤導。回來後決定專門研究人口學。

但只要找到一隻不會飛的鳥，就證明瞭這個理論是錯的，就推翻了這個理論。若有「理論」無法用實證數據推翻，則不要花時間去研究它。

但是當他知道我去意已決時，還是給我寫了推薦信。布勞教授｜Photo Credit: 李少民 在美國念社會科學的收穫之一，是對實證主義（positivism）的瞭解和對統計學在社會研究中的應用。

1982年到美國留學讀社會學，繪畫基本荒廢。原因是社會學不易進行量化研究，而人口變化（生、死、遷移），相對而言容易進行量化研究布勞教授｜Photo Credit: 李少民 在美國念社會科學的收穫之一，是對實證主義（positivism）的瞭解和對統計學在社會研究中的應用。但是當他知道我去意已決時，還是給我寫了推薦信。

回來後決定專門研究人口學。後來我又對人口學產生興趣。

在紐約州立大學期間，較大的收穫是聽布勞（Peter Blau）教授的課。學了這些方法論，想起毛澤東說以「三條驢腿代表中國農民的方向」來推行農村合作化，真是嚴重的誤導。

他是學校裡僅有的幾名傑出教授（Distinguished Professor）之一，「社會交換理論」的創始人，在學校教我們理論的建立。僅僅用歸納法只能重複驗證我們已知的事實， 是不能建立理論的。